广纳谏言
萧衍还广开言路，曾多次下诏称不论是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刺史以及四方士民，如果想对刑政发表意见，只要利国利民的都可以上奏。为此，他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修订刑律
萧衍重视刑律的制定。称帝之后，他就命令群臣制定新律法。南齐时的郎官、洛阳人蔡法度，家传律学。他家中藏有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共一千五百三十条，但未实行过，而字迹却将磨灭。萧衍于是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使其损益王氏旧律，编写《梁律》。天监元年（502年），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天监二年（503年），《梁律》修成，又有《令》《科》各三十卷。[196]
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萧衍优待官僚贵族，有犯罪者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而百姓有罪，都案之以法。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全家治罪。有一位秣陵老人曾当面向萧衍指出：“陛下为法，对老百姓要求严，对于权贵却宽松，这不是长久之术。如果能改正，将是天下百姓的福分。”萧衍接受了这—批评，便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但萧衍“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特别是萧衍晚年，怠于政事，又专精佛戒，对王侯子弟的犯法，则宽之又宽。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至中大同元年（546年）之后，禁网逐渐宽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更加目无王法，为非作歹。侯景乱梁时，便有书告城中士民，历数此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
经济
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萧衍曾下令广辟良田。不管公私土地，务尽其地利。为了增加劳动力，招抚流亡，萧衍规定：凡天下之民，有流移到其他地方的，都可以让他们回到故地，免征课税三年；如有不愿还者，就允许他着土籍为民；凡是荒田废宅被没收为公田的，除官府已垦种的部分外，都分给贫民。同时，他下令禁止豪家占取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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