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可曾想过，若不经营中原，江南太平军北进，王爷如何处之？如今王爷是兵强马壮，可那贼秀才同样也虎视北方，他有唐藩，王爷有燕藩，下官窃以为，如今这争天下的已无满清之事，只在王爷和那贼秀才。若王爷不经营河南，以何阻挡贼秀才，若河南落于贼秀才之手，满清如今之局面又何尝不是王爷日后之结局？...
王爷大军北上，中原却空虚无比，若下官是贼秀才，必趁此举兵北进，一举拿下河南！届时有江淮可依，攻守皆可者便成了他贼秀才，而非王爷。再者若丢了河南，王爷大军和陕甘云贵亦会被切断，王爷空有北地却失根本，到头了恐怕是为那贼秀才驱虎吞狼了。”
李国英说的明白，螳螂是谁，黄雀是谁，自是不难分辨。胡于宣和方献亭都是面色一变，一直以来他们考虑的都是比贼秀才抢先一步拿下北京，然后借助光复故都的声势和二十万精兵强将南下和贼秀才一决高下，却不曾考虑过贼秀才会不会如李国英所说，趁吴军渡过黄河大举北上之际，突然出兵河南。若真那样，天时地利就叫贼秀才占去了。
吴三桂注意听着，但未做声。从前他听洪承畴的劝起兵反清，入川谋陕，却不以为他能很快就兵进中原，但形势变化之快，虚弱的满清和光复北京的巨大诱惑已让他再难以停止步伐。李国英献潼关后，他更多的考虑是一鼓作气拿下中原，打下北京，然后挟光复北京之势和北方的精兵南下，却不曾考虑贼秀才是不是会如他所愿，坐视他消灭满清拿下北京。
李国英所言让吴三桂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或许太乐观了，一心捕蝉的同时，却没注意身后还有一只黄雀在虎视于他。他从来没有轻视过贼秀才，他很清楚，一旦自己拿下北京，则和贼秀才的内战不可避免，毕竟皇帝只能有一个，不论他和贼秀才内心里到底有没有想过取明自代，二人之间总要决出一个胜者。也只有那个最终的胜者才能真正享受这么多年明清相争的果实。
只是贼秀才真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满清未灭，就挑起内战，同室操戈么？！
吴三桂不敢率先发起内战，因为他知道人心的可怕，他畏惧会担上第二个孙可望的恶名，他害怕天下人的刀诛笔伐，所以他忍住了图谋湖广的冲动，也严令不得和太平军发生冲突，只一心挥师北伐，将光复首功抢到手。只有那时，他吴三桂才能成为复明的第一功臣，他手中的朱由榔也才能真正成为法统上的皇帝第一人，而不是在南都登基的唐王。也只有到那时，他才能光明正大的讨伐窃居帝位的唐藩和不服朝廷号令的贼秀才，从而不必担心人心不在他吴三桂一边。
但他吴三桂能忍，贼秀才也能忍吗？
吴三桂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如果贼秀才真敢趁他和满清决生死时出兵中原，他可就腹背受敌了。只是他却从未想过，他能如此轻易的夺取潼关，挥师中原，不正是因为当了黄雀，得了贼秀才这只螳螂最大的好处么。贼秀才反过来想当回黄雀，他又凭什么不准。
这时李国英俯身再拜道：“王爷，兵法上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中最重要的还是人和二字。百姓拥戴，兵强食足，上下一心，就是人和。得此人和，虽处千里平原，可以兴邦；失此人和，虽有山河之固，可以亡国。如今王爷人马众多，开封指日可下，中原士绅又皆响应王爷，故王爷当着手经营河南以建立根本。河南局面关系今后用兵方略，经营河南，守住中原，则王爷才能不后顾之忧取北地，使贼秀才束手于江淮，此策，王爷不可不纳！”
犹豫许久，吴三桂问李国英：“若本王欲经营河南为根本，当从何处着手？”
李国英道：“以经营洛阳、南阳为先，以开封为中，东西合营，这是根本中的根本。”
“有何道理？”吴三桂目中精光闪过。
李国英沉声道：“洛阳号称后天下之中，西有函谷之险，东有虎牢之固。虎牢关在汜水县境，自古为防守洛阳的东边门户，断崖百丈，中间一路可通，易守难攻。洛阳城北十里是邙山，好像是洛阳的外郭。洛阳南面有龙门，古称伊阙，也很险要。其实自洛阳往南，处处可守。熊耳山、伏牛山，绵亘数百里，成了洛阳的天然屏障。依下官之见，王爷当以洛阳为中原之枢，驻强军于南阳、开封，分偏师守汝宁，则在湖广的明军不能从襄阳、郧阳进人中原，江淮的太平军若要进中原，则要先克徐州，而我军早有防备，又有重兵集于开封一带，则中原必固若金汤。届时，王爷才算立于不败之地，可全力北上夺取北京。北京光复之后，又可以河南为根基，发兵南下，或江淮，或湖广。”
李国英话音一落，方献亭便赞道：“此策大善！古人把争天下比做逐鹿中原，若中原在我手中，那鹿死谁手就不可知了。王爷，献亭原先想错了，王爷真正的劲敌乃是那贼秀才，而非满清矣！河南，我们必须要经营，绝不能不加重视，要不然恐有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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