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朝哪代，封建王朝六部中的礼部，一直有一个下辖的产业比较灰色。
这也就是教坊司。
教坊司从唐朝时就已经有了。
教坊司属于礼乐部门，主要负责皇家宴会，祭祀，重要礼仪活动的演奏工作，瓜上一本写宋朝的诗也有提及。
在名称上，教坊司里的人被称为官伎，此处不限男女。
她（他）们的来源，有战犯的家小，有俘虏的他国百姓，有犯错的官眷。
唐宋两朝，官伎招待的都是皇族人，再到高官，以及跟上面两种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巨贾。
相对而言，唐宋两代的教坊司更倾向于搞艺术多一些，无事研习曲乐，有事宫中献艺。
起码明面上，唐宋两朝教坊司的人，卖艺不卖身。
但教坊司在明朝这里就变味了。
教坊司里面的人，被朝廷拿来为朝廷创收。
官伎，从此变成了官女支。
洪武年间，南京城聚宝门外，林林总总的开设了十数家官办的花楼，这些花楼的名字在如今的史书中仍有记载，极尽浓艳之名词。
坊间管这一带叫做——花月春江十四楼。
不到二十里秦淮河，竟然就有十四座官办花楼，在当时，这一带可以说是南京人间烟火最为繁盛之地，两岸皆为彩楼河房，一到晚上，便有数不清的华灯映在河面之上，一片星河灿烂。
洪武年间，鼎鼎大名的南京十六楼：
清江楼、鹤鸣楼、醉仙楼、集贤楼、乐民楼、南市楼、北市楼、轻烟楼、翠柳楼、梅妍楼、澹粉楼、讴歌楼、鼓腹楼、叫佛楼、来宾楼、重译楼。
前面十四楼是中外来宾都接待。
后面的来宾楼、重译楼专门招待外国使节。
永乐时期，因为万国来朝，所以南京十六楼更是海外宾客满堂，生意兴隆。
有趣的是，十六楼的这些从业人员，按朱元璋的最初的设想，只对民间开放，意欲收割一波有钱人的兜里银钱。
当时的《大明律》和《御制大诰》中都有明确规定：
——凡大明官员，上到六部尚书，下到官府捕吏，均不可嫖宿娼妓，如官员嫖娼被抓，要处以廷仗六十的刑罚。
但实际上呢，去花楼的全是官员。
特别是明初，刚刚乱世结束，新朝初建，真正有钱的人压根不敢露富。
花楼开起来，就是每天都在花钱，没人去当然是不行的。
最终还是得靠那些有点身家背景的官员们去消费。
法律上规定不允许去的这些官员最爱去，国内也只有他们有财力可去，而且他们可以打着吃喝的名义行别的勾当。
朱元璋当时为了创收，即便律法规定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官员去楼里消费，甚至还给钞让他们公款消费。
有了官员们带动，很快十六楼的名声就打出去了。宾客满盈。
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官员们去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以后小辫子一抓一个准，随时可以找茬。这种做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钓鱼执法。
在纵容官员们去花楼的同时，朱元璋的表面功夫还是做的。
明廷的禁令不断重申，三番五次的强调不许官员嫖宿娼妓。
历朝历代皇帝对官员们洁身自好的要求一直都有，大家也都很懂。
反正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大家都基于法不责众的心态，也有拍皇帝马屁的执行力，齐心协力的把十六楼捧了起来。
发展到后来，就很不得了了。
百官下朝后必然成群结队地去狎妓饮宴，蔚为壮观。
洪武中后期朱元璋教孙子都来不及，没有精力去管这个。
建文帝上位以后，笼络文官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下力气去管？
到了朱棣这里，爱好是打仗，打仗烧钱，十六楼也是朝廷的一项稳定收入，他压根不会去动朝廷的钱袋子。而且，后期迁都，眼不见为净，也根本不会管。
朱高炽登基时间太短，还没管到就挂了。
于是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四朝娼妓这个行业发展壮大，俨然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非但是教坊司官办十六楼兴盛不衰，就连民间的花楼也赶上了政策宽松的春风，开始生根发芽，逐步发展，且颇具规模。
到朱瞻基接手的时候，百官对从业人员跟声色场所的爱好开始失控了。
宣德年间，都察院的三位御史，严皑，方鼎，何珪，在妓院中饮酒狎妓，玩乐无度，忘乎所以，连早朝也不上了。
而且是整整四天没有上早朝。
这三位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御史不上朝也就算了，他们一没告病，二没丁忧，三没请假。
而是毫不客气地给朱瞻基来了一场毫无通知的集体旷工。
一般当领导的当得好的，对于属下的爱好或者下班后的生活，不会干涉。
这几位御史，上班的时候只要正点打卡正点下班，朱瞻基不可能有太大的反应。
可这已经耽误了上班，领导还是皇帝。
这妥妥的就是藐视皇权。
当时的朱瞻基已经登基四年了。
一开始的踌躇满志到后面发现皇帝并不好当且整天受气，到这次被踩到脸上的羞辱戳中了肺管子的朱瞻基震怒。
着锦衣卫将这三人拿回，让他们带枷上朝，以此谢罪。
自古帝王降罪，从不降于言官御史之流。
朱瞻基算是开了御史带枷上朝的先河。
处理完这三位御史，不久之后，地方上又传出消息，皇帝派到湖广一带巡抚的御史赵伦，下到地方，被当地发达的娼妓业所吸引，整日宿醉青楼，和多名妓女通奸。
朱瞻基查实赵伦的罪证之后，怒不可遏，将这位御史一撸到底，发配到了辽东戍边。
这两起案件的发生，无疑给朱瞻基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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