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没有去过东日国，但他看过东日国的经济报道，据报道称，东日国首都江户城江东区的商品房，十年前是瀛洲币/平米，此后两年涨到瀛洲币/平米，到现在已经飙升到瀛洲币/平米。如此天文数字，不要说瀛洲国，就是东日国的人也望尘莫及。
乔增德的课虽然是文学课，但既然乔增德炫耀自己的经济学知识，那王义就不得不起来问问看，乔增德对东日国的经济的了解。一个国家，十年间房价翻了2.5倍，即便按照东日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全盛期的年平均工资12万瀛洲币来算，一套60平米的房子就要花差不多198万瀛洲币！就算是东日国人，要买一套这样普通的房子，不吃不喝也要16.5年！报道中特别指出，江户城虽然是首都，但江东区还不算是东日国特别核心的地段，再中心些的地段，房价可能要再贵30%左右。
这些数字清晰地留在王义的脑海中，但他只问了一个他觉得乔增德能稍稍回答的问题，他不想当着众人的面，让乔增德下不来台。
乔增德支支吾吾了一分钟，也没有说出什么有启发性的话--他本来要讲东日国发达国家温顺的女人的。他气恼极了，认为这个社会青年是故意让他出丑，马上疾言厉色地怒喝道：“这是什么课？我是很民主很随和，但也容不得你这样来质问我！耽误大家的时间你是有罪的你知道吗？”
王义愣住了，然后环视一下班里鸦雀无声的同学，镇定地收拾好桌子上的书，愤然离开了乔增德的课堂。
这下轮到乔增德愣住了，直到王义走出教室，他才反应过来，对着班里学生说：“这就是典型的被一些教育洗脑了，听不得别的国家好，好像一听别的国家好就像被掘了祖坟。”
班里有三两笑声，乔增德马上平易近人地与之呼应：“呵呵，我只能负责启蒙，不能改变别人的命运。启蒙难啊，国民性的，我年纪越大越觉得鲁哥迅的悲凉和绝望。我在东日国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对教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大教授，都是鞠躬叫‘森森宁’，那个尊重！绝对不会有学生敢这么没有礼貌。”
然后，东日国的自来水，东日国的抽水马桶，东日国的下水道，东日国的牛奶，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乔增德现代启蒙的课堂。班里学生的脑瓜子里充满流动的液体，有的学生脸上流露出和乔增德一样的神往，有的无动于衷，有的皱着眉头，有的紧急记录......
乔增德直讲到口干舌燥，下课铃响，还端坐在讲桌前，和蔼而民主地说：“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
液体哗哗响。
乔增德敏锐地觉察出一丝悲凉，鼻酸瞬间让他哽咽：“鲁哥迅就是去东日国学习，才发现国民的麻木，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讲的都是书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真知识。学文科的人，脑子往往就是一团浆糊，像我这种既有丰厚的文学基础，严密的理性逻辑，还有经济眼光，嗯，你们都不知道，我家就是我管钱，我在生产队就是，管钱就是经济，嘿嘿，别的生产队每年都不够吃，我管理的生产队都有剩余，这就是管理，像我现在既是中文学院的院长，还兼任国际学院院长，别人这辈子还当不上一个院长，我，两个。”
乔增德竖起他肥短褶皱的食指和中指，左右晃晃，继续说：“当院长不光要有知识，有学识，还要有管理才能，我既要管家里的钱，也要管学院的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才能。所以大家要学的不光是文学，还要有经济头脑。下课！”
有的学生早就不耐烦了，一听到“下课”两个字马上冲出去；有的学生抬起手表，拖堂已经十分钟；有的学生满脸倦意，再不下课就要被脑瓜子里的液体淹没了......
乔增德没有起身，他磨磨蹭蹭地收拾着自己的教学用品，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他偷偷用眼睛观察着学生的反应，盼望着哪个受了启蒙的学生对他表达一番夸奖和钦佩，进而邀请他共进午餐。
然而，他连这微小的愿望也落空了。教室里的学生陆陆续续走掉，也没有一个人主动走上前来继续向乔大教授请教。
乔增德心事重重，从这节课里发现了教育的重大问题，瀛洲的学生不会主动思考，就等着教师填食，填食不说，还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不说，还不主动请教，教育陷入了死循环，他的思考又回到启蒙的原点。
他颇感悲凉地走在出校园的路上，心里被自己的重大发现所萦绕，尤其想到拂袖而去的学生，简直无可救药。
当瀛洲国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瀛洲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时候，乔增德自告奋勇地写了申请。乔其在他的教育下心花怒放，博士生在他的教育下尊师重道，长天市经济在他的指导下步入正轨，学院在他的带领下欣欣向荣，就没有他乔增德干不好的事，再当一个委员会的委员，那完全是出自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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