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奥地利，哪怕是被教育得很“成功”的德国，恐怕对纳粹分子惩罚也就是那么回事。比如举世闻名的纽伦堡审判，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力。在最初审判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时，就有大把的恶魔逃脱了惩罚。这帮人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对抗审判制度的便利，在审判中反诘和恐吓以及羞辱证人以及集中营幸存者，最后打着“被迫执行命令”的借口还很体面的走出了法庭。你说说这公道吗？
至于对那些程度“较轻”的前纳粹分子的再教育，说实话，法律都不管用的时候，教育有个蛋用。比如美国人想出来的教育方法：德国公民都必须去参观集中营、都必须观看关于纳粹暴行的记录片。纳粹时代的教师被清除。
但是对于这些措施，德国人是相当抗拒的。1946年5月5日，后来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公然反对去纳粹化措施，要求让纳粹的“同路人”得到平安。两个月后，在对他新组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演讲中，他再次表达相同观点——去纳粹化持续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毫无益处。他还认为，让德国人来面对纳粹的罪行——无论是审判、法庭还是再教育计划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这时候应该允许甚至鼓励沉默以对。
看见没有，这就是被教育得不错的德国人，就是对罪孽感到忏悔的德国人。作家斯蒂芬.赫姆林就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影院播放反应纳粹暴行纪录片的场景。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这一类纪录片，“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然后就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德国人真实的态度……”
很显然，让德国人去看纪录片是一回事，而他们看不看以及是不是真的做出了反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随着冷战的到来，这一类装样子的再教育活动也被取消了，谁让北约需要德国人去当炮灰呢！
在1946年，大约有一半的德国中学教师被解雇，因为他们都是纳粹，但只过了两年这帮人就全部复职成功。根据统计结果显示，1951年在巴伐利亚州，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纳粹分子。194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是纳粹，外交使团中43%的人是原冲锋队队员、17%的人是盖世太保！
这还不算完，德国的大学和法律界才是重灾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希特勒政权的同情者。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警察总监威廉.豪瑟在战时是党卫军军官，对白俄罗斯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什么你问德国民众的态度，哈哈，那更是可笑！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承认，纽伦堡审判是“不公平的”，四年后的1950年，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持有这种观点？奇怪吗？震惊吗？大可不必，因为德国人根本就没有悔改，在那几年，绝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德国人来说是必要的”。
这么说吧，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认为“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更让人惊讶的是，6年后的1952年，联邦德国再次进行民意调查，认为“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的观念的德国人比例甚至还上升了！同一年，还有25%的德国人公开承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
是不是很震惊！是不是很颠覆？
战争结束了，而那些犯罪的人不光没有得到惩罚，反而还拒绝忏悔。这似乎跟战后我们所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头再想一想，这难道值得意外吗？
反正李晓峰是一点儿都不意外的，你只要看看1945年德国民众的生活状态，就知道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纳粹、反对种族主义。在这场长长的战争中，纳粹将他们照顾得非同一般的好，享受着从欧洲各国掠夺而来的战争红利。真正给他们制造伤害的反而是进行地毯式轰炸的盟军，很显然德国人恐怕认为他们才是受害者。
而这一点从后来德国的社会思潮也能看出，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依然是种族主义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后德国被迫消灭了的是纳粹党的旗帜、图腾、礼仪，而那种发自内心的歧视依然存在。德国的彻底改造真心只能称之为形式主义，仅仅去掉了纳粹的那一套作秀的表演而已。
有时候你不得不想一想，钢铁同志纵容红军抢劫、强女干似乎是很解恨的办法。对于这些享受这战争红利、对犹太人、斯拉夫人敲骨吸髓的混蛋，必须打到他们喊疼为止。凭什么要对这些恶魔客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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