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好赚，就算利息不那么高也好赚。大明朝时期的人还没有对利息是金钱通货膨胀和时间价值的认知，只知道千年以来流传的放贷就要赚息钱，天经地义。
金钱被占用了，有通货膨胀，有时间价值，收个息钱确实是天经地义。哪怕是利钱高一点本来也没什么，只要收债的手段别那么残暴就行了。
国人还是好脸面的，但凡能够保存脸面时很多事情还是愿意委曲求全。而收债的那些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怎么侮辱人怎么搞。
原本摇摇欲坠的家庭往往经历过这一场风雨之后就更加岌岌可危了。不，准确的说是其中有不少家庭因此而遭受了灭顶之灾。因为欠债而被逼到跳了井、吊了树叉的不在少数。
“不是说不准有驴打滚的高利贷吗？怎么这些人就敢如此放肆了？！”汪氏的声音都在颤抖。
看见汪氏失态，朱祁钰只能轻轻拍着她的手解释道：“是不准有驴打滚的高利贷，可是寻常老百姓知道的还不够多。而且这些商贾为了能够以高息把款子借出去，各种名目、各种文书都做得齐备，就算闹到衙门里多半也是占着理的……”
“可是都闹出人命来了，怎么还能说占着理呢？何况都说是高利贷了，官府哪能不审理清楚就结案的道理？”汪氏心急到打断了朱祁钰的话。
说占着理，还真占着理，只是不合法而已。不去仔细读律法的人先入为主的认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这个观点，而只有那些熟读律条的人才会想到欠债还钱是一回事，那是民事纠纷，那是民不告官不究的。
但是催债手段过激的行为，比如那些堵门泼红油漆的，找族长、乡老满大街嚷嚷着谁谁谁欠钱不还的，甚至于拉着欠款人家老婆、女儿就要去卖的，那可是属于官府应当主动干预的刑事纠纷了。
说是应当主动干预，其实也是要有人去报官才行，以官府里这些人的德性不是必办不可的案件真是能推就推能挡就挡的。《大明律》里有后世的民法、刑法甚至行政法的条款，但是对于刑诉、民诉这种程序法就只是一个春秋笔法的概括为主了。
景泰革新，对于律法的革新还是很欠缺的，这也给了那些想要违法而不被追究责任的人留下了可以钻的空子…或者说是没有设关卡的通天大道。
莫说封建王朝下的寻常百姓，就是数百年后信息大爆炸时期老百姓对于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被人催债时的第一反应也是能有多远躲多远——亲友间的感情一夜间彻底崩塌！
没办法，几千年来的文化就是教育我们“帮急不帮穷”的，欠下一堆外债被债主催收上门的，这还能有什么好人吗？
甭管是不是亲戚、朋友，这会可千万不能沾上，否则一沾上就脱不了干系了。
都债主上门了，肯定是借东墙补西墙，咱们可不能成了他拆的墙了的。俺们家里那一点点积蓄可是家里这几口子人吃糠咽菜、累死累活辛苦攒下来的，可不能就这么白白给那天杀的给借去祸祸了！……
被逼到众叛亲离的债务人所面临的只能是寸步难行，甚至连出门都会成为一种奢望。不出门还好，至少看不到听不见。一但出门，本来和睦的邻里不是一个个吓到紧闭宅院就是在一旁指指点点唏唏嘘嘘。用屁股想事情也知道他们议的是什么，用脚指头思考也明白这些人是在害怕什么。
借吧，担心肉包子打狗。不借吧，乡里乡亲的都是其次，多少还沾点亲带点故，要是不借吧等他再翻了身日子起来了，这以后打了照面可就没脸再搭话了。
国人千年以来的善良和柔性其实更多的是展现在普通百姓之间，正应了那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了。
这还不是最困难的，寻常百姓家的想要干点什么也不过就是应个急什么的，碰到真有想要镇上、城里买个房欠下的驴打滚还不清的总是极少数的。而且真有这样的，房子被收掉了，自己成了彻底的流、氓人员，债主找不到人之后也只能悻悻而去了。
偏偏是有产业的富户才成了经济发展下金融业暴利下的最终受害者，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
人性是贪婪的，无论谁都一样，有了宅子想要婆娘，有了娘子还要儿子，有了儿子又还想着是不是屋子里该多存点钱粮才对。原本一年到头剩不下一斗…一升米时反而什么都不想，等到这一年里能剩下一石粮、几吊铜子后反而开始看着骑马、乘车的眼热了，总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正经借贷利息高，再高能高到哪里去，再高了也就没人来借了。你有米粮要卖，除了是天灾人祸粮食不济的情况下，否则一石米就是一石米的价格，你多要人一升的粮价人都不愿意，何况是借钱？
国人向来有积蓄存储抵抗灾难的观念，轻易不会借贷。真的需要借贷了，宁可到典当行里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寄存了换点钱，一旦周转开来便立刻要上门把东西给赎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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