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的求和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跟前面郡县其地还是继续羁縻的争论结合起来，数次朝上议论都没有结果。刘六符已到边境，朝中后还是派了富弼前去做接伴使。
朝中支持议和的最重要官员是副相晏殊，以及宋庠、张方平等人。李迪已老，吕夷简身体不佳，这一两年里宰相和枢密使都面临着换人。人是有梦想的，晏殊虽然一直明哲保身，这个时候对这两个位子也有想法。讲资格，李迪和吕夷简一去，他当仁不让。
晏殊是神童出身，入仕得早，虽然刚刚年过五旬，资历却丰富无比，就是吕夷简与他也只不过不相上下而已。中生代官员，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他的晚辈，十几年前徐平还是白身在庄里种地的时候，晏殊已经位至宰执。
要接李迪、吕夷简这一代老臣的班，晏殊希望朝政平稳，如果仗一直打下去，变数就太多了。天都山一战之后，徐平的声望大振，战事结束入朝为宰执是板上钉钉的事。晏殊希望徐平去枢密院，自己接李迪，不然同在中书，他实在没有底气压住徐平。如果入朝为参政，甚或是为副相，徐平性格再是沉稳，也不过是话不那么多、锋芒不那么外露的另一个寇准。晏殊与世无争，但涵养还远远达不到吕端等人的程度，难与这样的徐平共事。
宋庠是词臣，讨厌战争，也惧怕战争，哪怕前线连连获胜，仗在打着他就觉得心惊胆战。从晚唐五代以来，契丹凭借超强的国力操控中原政局，动不动就大军南下，在这些人心里便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不知不觉间，他们下意识地就把党项与契丹视为同类，担心战争继续，一个不好党项大军进入关中，威胁天下。能够议和最好，国家周边从此相安无事，国家安定，他们做个太平相公。
张方平等年轻官员，则是算经济账，算来算去觉得打下去不划算。现在朝廷的钱粮充盈，发展蒸蒸日上，与其把精力花在打仗上，不如全心全力把国内经营好。
反对议和一力主战的，以三司的官员为主力。每当有官员说打仗要花钱，程琳都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朝廷有钱，三司现在最愁的就是怎么花钱。你千言万语，就顶不过三司手里拿着大笔钱花不出去的事实。把钱发到获军功的军人身上，总好过乱七八糟不知道花哪里去了。而且三司属下有营田务，还有各种场务，他们需要肥沃的兴灵两州，更加需要通向西域的商路。海上贸易换来的是金银和各种奇珍，西域商路却可以换来香料和马匹，特别是马匹，对于大宋来说有特别的战略意义。
但在朝中主战声音最大，叫得最响的，却不是三司，而是同知谏院蔡襄和以馆阁校勘正编修《崇文总目》的欧阳修。他们两人素来以敢说，言辞刻薄不留余地闻名，而且有些刻意地向赏识自己的人动刀。晏殊是一代文宗，对这两人非常赏识，正好被他们集火。
三司官员主战是立足于本衙门，摆事实讲道理，这两人却没有这么客气。特别是欧阳修，充分发挥他的文学专长，旁征博引，从三代到晚唐，痛陈求和的坏处。
这两年欧阳修春风得意，已经从被贬夷陵的低谷中慢慢地恢复过来。
先是范仲淹帅延州，曾辟他去做掌书记，欧阳修认为让他做“掌笺奏”的工作是大材小用，以要奉养老母为由婉辞。至于当年因为支持范仲淹被贬夷陵，应延州征辟有结党嫌疑，欧阳修对这说法倒是不屑一顾。所谓“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
回京任馆阁校勘，又有宋祁在被授知制诰时，举欧阳修自代。知制诰是青云路，以欧阳修现在的人缘，自然不可能，不过也说明了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小圈子。
有蔡襄和欧阳修两人主战，此事便闹得满朝风雨，他们的文章被广泛传阅。
几天之后，崇政殿里赵祯与几位宰执依然在议论此事。富弼陪着刘六符在路上慢慢向京城来，西北的徐平正整编军队，战事不会在年前起来。但到了年后，不管怎样朝廷都要定下方向。徐平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镇戎军以北，花费巨大，不能在那里干等着。
晏殊还是坚持应该答应党项求和，无非是条件定得苛刻一些，让元昊去帝号，甚至纳子到京城为质。既然已经把他们打服，再打下去没了意义，总不能真去占了那片土地。
程琳不紧不慢地道：“如今钱粮充足，纵二十万大军在泾原路，三司钱粮足够支撑。若要议和，先前占住的兰州、会州等地如何说？只怕番贼要来争。”
晏殊道：“那里地瘠民贫，无甚产出，本朝占住了还要派官员去，要抚绥蕃部，处处都要花钱。有利害而无一处的事，纵然还给番贼，也无甚大害处。”
程琳微微摇了摇头：“先前已让包拯知会州，他那里矿苗大发，报回来产铜极多。仅这一项好上，要把那里让出去，三司就断然不能同意！更兼天都山一战之后，党项已无余力骚扰本朝，秦凤路营田务已到兰会两州勘量土地，来春便要开垦。现在人力物力齐备，要让营田务把勘量好的土地不要了，那是断然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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